西安古稱長安,位于中國內(nèi)陸腹地黃河流域中部關中盆地,是中華民族和東方文明的發(fā)源地之一,絲綢之路以西安為起點。早在100萬年前,藍田古人類就在這里建造了聚落;7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時期,這里已經(jīng)出現(xiàn)了城垣雛形。西安有3100多年的建城史和1100多年的國都史,先后有西周、秦、西漢、東漢、新、西晉(愍帝)、前趙、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13個王朝在此建都,又為赤眉、綠林、大齊(黃巢)、大順(李自成)等農(nóng)民起義政權都城。自西漢起,西安就成為中國與世界各國進行經(jīng)濟、文化交流和友好往來的重要城市。“絲綢之路”就是以長安為起點,西至古羅馬。西安是聞名世界的歷史名城,與羅馬、雅典、開羅齊名,也是中國六大古都中建都歷史最長的一個,長安文化代表著中華文化的主干。“西安”之名稱,始于明代。元至元九年( 1272) ,元世祖封三子忙哥剌( la,音臘)為安西王,鎮(zhèn)守這里,改京兆府為安西路。元皇慶元年( 1312) ,改安西路為奉元路。明洪武二年( 1369) ,改奉元路為西安府,府城簡稱西安,名稱一直沿用至今。唐定都長安后,改隋大興城為長安城,并進行了增修和擴建。唐太宗貞觀八年(公元634年),在原外郭城東北龍首原上營建大明宮。之后年間又不斷修建城墻、城樓、興慶宮等建筑。宮城完全與今西安市重合,皇宮與今西安市明城墻重合。唐代帝王陵,如昭陵、乾陵等則大部分在今咸陽市境內(nèi)。而在唐代,唐十八陵全部在京兆府的轄縣內(nèi),乾陵是京兆府奉天縣。
西安旅游景點
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
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是世上無與倫比的地下軍陣,非常雄偉壯觀
秦始皇陵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陵園,其巨大的規(guī)模、豐富的陪葬物居歷代帝王陵墓之首。陵園按照秦始皇死后照樣享受榮華富貴的原則,仿照秦國都城咸陽的布局建造,大體呈回字形。陵園工程由選點設計、施工營造到最后被迫中止,前后長達38年之久,在我國陵寢修建史上名列榜首,其修建的時間比埃及胡夫金字塔還要長8年。陵區(qū)內(nèi)探明的大型地面建筑為寢殿、便殿、園寺吏舍等遺址。
陜西歷史博物館
陜西歷史博物館館藏文物多達37 萬余件,上起遠古人類初始階段使用的簡單石器,下至1840 年前社會生活中的各類器物,時間跨度長達一百多萬年。其中的商周青銅器精美絕倫,歷代陶俑千姿百態(tài),漢唐金銀器獨步全國,唐墓壁畫舉世無雙。博物館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精華,是展示中國古代文明和陜西歷史文化的藝術殿堂。被譽為“華夏珍寶庫”和“中華文明的瑰麗殿堂” ,濃縮了中華民族的歷史精華
大雁塔北廣場
市區(qū)內(nèi)最著名的廣場,每天晚上都有亞洲最大的音樂噴泉表演,場面非常壯觀
西安古城墻
中國現(xiàn)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城垣建筑,從隋唐至今已有1400年歷史,有西安城墻長樂門 西安城墻文昌門 西安城墻朝陽門 西安城墻玉祥門
鐘鼓樓
鼓樓與鐘樓相望,是西安的地標,夜景恢弘大氣,仿若夢回唐朝。
西安鐘鼓樓位于西安市中心。西安鐘樓始建于明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原建于今西大街北廣濟街東側(cè),明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移于現(xiàn)址。西安鐘樓是一座重檐三滴水式四角攢尖頂?shù)拈w樓式建筑,面積1377.64平方米,建在用青磚、白灰砌成的方形基座上。基座下有高與寬均為6米的十字形券洞與東南西北四條大街相通。基座上的木樓閣四四面空透的圓柱回廊和迭起的飛檐等組成,高27米。樓閣和臺基的總高度為36米。鐘樓分為上下兩層,由臺階踏步上至基座的平臺進入一層大廳,大廳四面有門,周為平臺,頂有方格彩繪藻井,二層四面有木格窗門與外廊相通。屋面敷設綠色琉璃瓦,整個建筑顯得宏偉、壯觀。
西安鼓樓坐落于北院門街的南端,與鐘樓相望,始建于明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比鐘樓的建造時間稍早。鼓樓建于高大的長方形臺基之上,臺基下辟有高和寬均為6米的南北向券洞。樓建于基座的中心,為梁架式木結(jié)構樓閣建筑,面闊七間,四周設有回廊。樓分上下二層。第一層樓身上置腰檐和平座,第二層樓為重檐歇山式頂,上覆灰瓦,綠色琉璃瓦剪邊。樓的外檐和平座都裝飾有青綠彩繪斗拱,使樓的整體顯得層次分明,華麗秀美。
西安鐘、鼓樓是西安標志性建筑物,接待了周恩來、朱德等國家領導人和眾多中外著名人士,1996年被國務院列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為了迎接海內(nèi)外游客觀光游覽,弘揚民族文化,館內(nèi)長期舉辦音樂文物、館藏齊白石大師親贈手跡字畫等珍貴字畫、清式家具、瓷器和中國鼓文化展等展覽,并依托文物資源推出了大型“晨鐘暮鼓”仿古儀仗表演、專業(yè)的仿秦樂府編鐘表演、民族鼓樂表演等,使“靜態(tài)”的陳列通過我們的動態(tài)表演而生動,提高了鐘、鼓樓在國內(nèi)外的知名度。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公司和西班牙電視臺等多家國外媒體都慕名前來拍攝了旅游宣傳片,吸引了許多的國外游客來華觀光。在2006年環(huán)球游報舉辦的“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評選會中獲得了銀獎殊榮。
絲綢之路以長安為起點
在漢唐之間東西方文化交流的地圖上,長安無疑是一千多年前“絲綢之路”的起點和東西方文化交流薈萃的盛地,當時歐亞大陸上外國人都將長安稱為“胡姆丹”(Khumdan),在敦煌發(fā)現(xiàn)的公元312年前后的粟特文信件,真實地記載了長安以“胡姆丹”譯名走進了千年歷史的民族記憶,在古羅馬、敘利亞、波斯等異邦遠域傳揚流播,對世界文明史產(chǎn)生過重大影響。
考古學家根據(jù)已發(fā)現(xiàn)的文物判斷,大規(guī)模的歐亞游牧民族遷徙運動從公元前7世紀就揭開了歷史的序幕。公元前5世紀巴澤雷克(今俄羅斯烏拉干河畔)古墓群和公元前4世紀前后在中亞、印度等國的古墓中,都發(fā)現(xiàn)有精美的中國絲綢殘片,甚至出土了刺繡著鳳凰圖案的中國絲綢。所以,公元4世紀前的希臘古典著作中稱中國為“賽里絲”(Seres絲國)是有史料根據(jù)的。
絲綢古道的存在,必然使地處關中地區(qū)的周人、秦人們與西域、中亞地區(qū)有著物質(zhì)和文化的交流。1980年秋,陜西扶風西周宮殿遺址中發(fā)掘出兩件西周蚌雕人頭像,高鼻深目,頭戴堅硬高帽,與居住在中亞地區(qū)“塞種”人像完全一致。不管這種蚌雕頭像是周人制作,還是中亞游牧部落獻給周王朝的貢品,都說明雙方已有著文化交往。公元前623年,秦穆公“開地千里,稱霸西戎”,迫使居住在河西地區(qū)的塞人向西遷至伊犁河地區(qū),現(xiàn)在新疆伊犁地區(qū)、中亞北部地區(qū)和阿爾泰地區(qū)都發(fā)現(xiàn)許多塞人活動的遺址文物,在天山東部阿拉溝墓葬中還發(fā)現(xiàn)中原絲綢(菱紋鏈式羅),在楚河發(fā)現(xiàn)關中西周式的曲柄刀、銅鼎、銅釜等,說明了早在漢代張騫通西域之前很久就存在著絲綢之路的古道聯(lián)系。
公元前330年,希臘馬其頓國王亞歷山大穿過里海戰(zhàn)勝了波斯阿契美尼王朝,同時征服了中亞,公元前一世紀將版圖擴展到印度西部。這時期匈奴人興起,控制了天山南北綠洲上許多城邦國家。中國的秦漢王朝為了抗擊匈奴的侵擾,不得不修筑長城防御。漢武帝時期,一方面聯(lián)絡西域各國夾擊匈奴,另一方面亟需發(fā)展與中亞各國的商業(yè)貿(mào)易,故在公元前138年派遣城固人張騫出使西方。張騫幾經(jīng)風險歷時13年才返歸長安,并將西域各國和中亞的地理、物產(chǎn)、風俗上報給朝廷,這些材料均載入《漢書•西域傳》,成為中國最早記載絲綢之路的歷史文獻。公元前119年,張騫再次率領300余人的使團出使西域,到達大宛(烏茲別克國費爾干納)、康居(今撒馬爾罕)、大月氏(今阿姆河北)、安息(今伊朗)諸國,這些國家都派遣使節(jié)和商人紛紛來到長安,《漢書•西域傳》記載長安上林苑里“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于后宮,蒲梢、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于黃門,巨象、獅子、猛犬、大雀之群食于外囿。殊方異物,四面而至”。從此開創(chuàng)了中外交流的新紀元。
西漢長安是中外交流的既是得益者,又是經(jīng)濟貿(mào)易與文化交流的集中地。首先,西方物產(chǎn)源源不斷輸入。天馬(大宛馬)、西極馬(烏孫馬)被成批運入關中,促進了漢代養(yǎng)馬業(yè)的發(fā)展,僅中央掌管的軍馬就有40萬匹之多。到3世紀時,盛傳“天下有三眾:中國為人眾,大秦為寶眾,月氏為馬眾”。從西域傳入的葡萄、苜蓿、石榴、胡麻、胡桃(核桃)、胡豆(蠶豆)、胡瓜、胡蒜、胡荽(香菜)等被大量栽種于關中。印度的胡椒、生姜,阿拉伯的香料,埃及的琉璃,羅馬的火浣布、夜光璧、明月珠等,也在長安皇宮內(nèi)不時出現(xiàn),充作貴族的生活奢侈品。
其次,西方文化藝術傳入內(nèi)地。由于月氏貴霜王朝向東擴張和印度人的商業(yè)活動,犍陀羅藝術中的希臘羅馬式裝飾手法被傳入,漢代圓雕動物中新出現(xiàn)的獅子、有翼獸來自于波斯,以后演變?yōu)槭{、石馬和天祿、辟邪。漢代畫像磚上有許多獅、象、鷹頭獸、長頸鹿、裸體人像、神仙羽人等藝術造型,其表現(xiàn)手法有和希臘羅馬雕刻一致的地方。銅鏡中還有周穆王和西王母肩生雙翼的形象,與希臘有翼天使及愛神的人像相同。海獸、葡萄、孔雀、忍冬草、寶相花等圖案的銅鏡在陜西屢有發(fā)現(xiàn)。用胡角演奏的波斯音樂《摩訶兜勒》(月神、雨神)被改編后在宮廷演出,羅馬的藝人也在宮廷表演“百戲”,甚至還有成批的中亞人在長安表演人獸搏斗。
再次,外交管理機構開始設置。漢朝在長安設立了專管外交事務的大鴻臚,并有“譯官令丞”,翻譯中還有女譯人。每當外賓來到長安時,朝廷都要盛情接待,遍覽各府,表演百戲。長安城內(nèi)藁街聚居有西域商人的“蠻夷邸”,皇帝死了西域商人也供帷帳設祭,公元100年時羅馬帝國馬其頓行省和東方行省的商人組成商隊曾經(jīng)過長安到達洛陽。1965年和1973年在漢長安城遺址與扶風縣姜塬村出土希臘銘文鉛餅共15枚,據(jù)考釋是安息“法拉克麥”錢幣,為中外交流提供了實物證據(jù)。
公元前2世紀到公元2世紀的兩漢時代,中國絲綢的質(zhì)量和品種均獨步世界,因此它才能作為商品向西方傳播。公元前64年,羅馬人征服敘利亞后,對中國絲織品需求急劇增加,羅馬貴族都爭穿綢衣,連教堂也用綢幕絲簾,以致羅馬人驚呼絲綢這種奢侈品花費了他們大量的金幣。“賽里斯(絲)國”由此聞名于歐洲。除絲綢外,中國的漆器、鐵器、銅鏡、軟玉、釉陶、麻織品等也輸出西方,關中長安使用的穿井開渠技術也在此時傳入中亞和印度,梵文中一些名詞都加“秦地”字樣,說明中外文化經(jīng)濟交流是雙向的。
公元7至10世紀的隋唐帝國先后定都于長安,更使“絲綢之路”走向繁榮。隋代大業(yè)年間(605~613年)曾大力招徠胡商,并吸引西域大批商隊前往長安,以首都貿(mào)易取代邊境貿(mào)易。當時為了睦鄰安邊和“揚威異域”,通過“互市”、“賞賜”等渠道大量輸出絲綢,這種特殊的背景導致更大規(guī)模的東西交通,隋煬帝派出大臣出使波斯、罽賓(今阿富汗)、摩揭陀國(今印度比哈爾西南)、史國(今烏茲別克)等地,溝通了數(shù)千公里的絲綢之路。唐代由于西部疆域超過了漢代,在碎葉、龜茲、疏勒、于闐設立了安西四鎮(zhèn),為絲綢之路暢通提供了保證。據(jù)歷史文獻記載,在各國進入長安的使節(jié)中,新羅有89次,阿拉伯有39次,日本遣唐使14次,林邑(今越南南部)24次,東羅馬7次,波斯、婆羅門(印度)、朝鮮、泥婆羅等不計其數(shù),“絲綢之路”的聯(lián)系比任何一個時期都更為廣闊。考古文物所證實,僅中國境內(nèi)就發(fā)現(xiàn)波斯薩珊銀幣近2000枚,在長安還發(fā)現(xiàn)了希臘文鉛餅、拜占廷式金幣和阿拉伯文金幣,這都是絲綢之路交流的珍貴證明。
8世紀50年代以后,回紇繼突厥之后又與唐朝進行“絹馬交易”,中原絲綢源源不斷地流入回紇,然后又經(jīng)中亞粟特人之手流往西亞、拜占廷,而東羅馬、大食、印度、波斯等地的琉璃、香料、藥材、獅子、駿馬、馴象等大量傳入中國內(nèi)地,陜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的琉璃盤、琉璃瓶等均是阿拉伯伊斯蘭風格的精品,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貴實物。史書記載:“自蔥嶺以西,至于大秦,百國千城,莫不款附,商胡販客,日奔塞下”,長安成為各國商人會集之地,“天下難得之貨,咸悉在焉”,而且“西域胡往來相繼,所經(jīng)郡縣,疲于送迎”。10世紀之后,由于中亞分裂戰(zhàn)爭不斷,中國境內(nèi)也相繼動亂,絲綢之路漸漸失去了其風貌,特別是宋元以后,海上交通日趨重要和繁榮,陸地絲綢之路逐步處于凋敝和停滯,長安所起的中外交流紐帶作用漸漸喪失了。